● 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為的大饑荒造成三千八百萬人死亡。但中共當局至今死不認帳，不道歉，用高壓手段掩蓋真相，總有一天他們將要為此付出代價。
中共建黨九十年之際，動用一切資源和舉國體制唱紅自捧，為挽回失去的人心和避免「亡黨失政」，從各地情況看，民眾相當淡漠。據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一日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作了一次「最個性」的表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不是說這個黨從來不犯錯誤」。一個執政黨犯了餓死四千萬人和「文革」等錯誤，恐怕不僅是錯誤而是罪行，要取得執政的合法性，應向全體國民和華人認錯、認罪和道歉，這才是一個文明政黨的基本要素。
• 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為權威數據
二零零九年九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著的四卷本《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認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八百六十萬人。作者明確指出，按照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大陸人口統計情況，每年增長數都在千萬以上， 一九六零年的人口不僅沒有增長，還減少了一千萬人，一九六一年又減少了三百四十餘萬人。兩年的數字相加，不僅少增加兩千五百六十萬人，還減少一千三百萬人。中共執政錯誤政策導致中國大陸三千萬人餓死。
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學習時報》刊登周承恩的回憶：
「大約在一九九零年五月，主任胡繩帶著黨史研究室一些幹部，到胡喬木家中開會。我當時擔任黨史研究室二室副主任，也參加了這次會。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編寫工作。會後在胡繩直接支持下，書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特意請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龔育之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副主任金沖及兩員大將。
龔育之在修改中即注重思想解放，敢於創新，又強調史實的準確性。例如，在三年經濟嚴重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當時一般較正規的書中都不敢涉及。我在起草初稿時，依據專家的估計，大著膽子寫了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大約有兩三千萬人。我原以為修改時，這一數字可能被抹去。但老龔卻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只是要求數字更加準確，要有正式出處。他親自動手查資料後改寫為：『據正式統計一九六二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一九六零年有九個縣區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為正常年分的幾倍』。當然現在看來書中有些新的材料和見解已為眾所周知，一些史實可能又有新的發現。但在二十年前，能達到如此水平，可謂難能可貴！」。
歷經十六年的修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出版，該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同一描述（餓死兩三千萬人）。但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人口減少多少？無論如何先後參與兩次修史的金沖及在二零零九年九月，所提供的三千八百六十萬人餓死的數字較接近事實。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六月九日吹風會上，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對三年困難時期因饑餓導致死亡的具體數字，在胡繩先生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當中，已經做了權威的回答和介紹。」
• 四川大饑荒餓死一千萬人
據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提供的資料：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北京召開。廖伯康在赴會前，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胡耀邦反映四川情況。耀邦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將談話筆錄交給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胡克實寫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辦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
楊尚昆決定找廖談話：「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民政部說是四百萬，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說是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說：「死了一千萬人，這還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楊尚昆問：「在和平建設時期為甚麼會死這麼多人？」廖說：從一九五九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但到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領導還搞瞎指揮。他（李井泉）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田」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准人懷疑。
一九六零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佈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四千八百萬斤糧票化為烏有。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佔有糧食六百三十多斤，到了一九六一年，人均糧食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二十一斤，幹部只有十九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只有一兩到二兩米，城裡居民每月供應二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沒有。
• 貴州糧食廳廳長為餓死人作證
據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王錄生的《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八期刊登）說，當年貴州省糧食廳廳長王民三的《貴州省糧政日記》記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救災電話會，彭真主持。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裡死了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顧全大局保北京……」。當然省裡要保省會，地區要保首府。王民三說，當年我在遵義專署計委工作，靠了這一條，雖然也患了浮腫病但總算撿了一條命。可憐的是農民。貴州省也是重災區。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曹樹基教授的一項研究很出名，以一千零五十種地方誌中關於人口的統計數字為基礎，認為二十一個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三千二百四十五點八萬人。
王民三寫道：「我所在的遵義地區是重中之重。已經記入歷史的，被稱為『遵義事件』的死亡人數是筆者計算的。當我將遵義地區各縣的現有人口加起來，只有三百一十萬人時，大吃一驚，因為一九五七年末人數是三百七十九萬人。兩年人口不增反減七十萬！
遵義事件後，撤銷了李蘇波的地委書記職務，槍斃了湄潭縣（遵義地區死人最多的縣）的一個縣長。第二年春耕時，我參加了遵義縣新下區一個生產隊的插秧。該隊九十多個人餓死了一半，只剩下兩個大男人（一個生產隊長，一個生產隊會計）（當地婦女不下田），可見農村餓死人的慘狀。」
發生餓死四千萬人，這如此慘重的災難，將責任完全推到毛澤東一人身上，並不客觀。毛是主要的罪惡之源，但時任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和全體中央委員，特別是周恩來、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劉少奇、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安徽省委書記）以及國務院、民政部、公安部等也罪責難逃。
資料來源:開放雜誌 2012 元月號
你亂講話啦，哪裡是三千八百六十萬人餓死，明明是三億八千六百萬人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