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 鴻 網 路 日 誌

●    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為的大饑荒造成三千八百萬人死亡。但中共當局至今死不認帳，不道歉，用高壓手段掩蓋真相，總有一天他們將要為此付出代價。
    中共建黨九十年之際，動用一切資源和舉國體制唱紅自捧，為挽回失去的人心和避免「亡黨失政」，從各地情況看，民眾相當淡漠。據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一日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作了一次「最個性」的表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不是說這個黨從來不犯錯誤」。一個執政黨犯了餓死四千萬人和「文革」等錯誤，恐怕不僅是錯誤而是罪行，要取得執政的合法性，應向全體國民和華人認錯、認罪和道歉，這才是一個文明政黨的基本要素。
•  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為權威數據
    二零零九年九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著的四卷本《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認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八百六十萬人。作者明確指出，按照一九五零年代中期大陸人口統計情況，每年增長數都在千萬以上， 一九六零年的人口不僅沒有增長，還減少了一千萬人，一九六一年又減少了三百四十餘萬人。兩年的數字相加，不僅少增加兩千五百六十萬人，還減少一千三百萬人。中共執政錯誤政策導致中國大陸三千萬人餓死。
    一九九一年九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學習時報》刊登周承恩的回憶：
    「大約在一九九零年五月，主任胡繩帶著黨史研究室一些幹部，到胡喬木家中開會。我當時擔任黨史研究室二室副主任，也參加了這次會。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編寫工作。會後在胡繩直接支持下，書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特意請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龔育之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副主任金沖及兩員大將。
    龔育之在修改中即注重思想解放，敢於創新，又強調史實的準確性。例如，在三年經濟嚴重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當時一般較正規的書中都不敢涉及。我在起草初稿時，依據專家的估計，大著膽子寫了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大約有兩三千萬人。我原以為修改時，這一數字可能被抹去。但老龔卻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只是要求數字更加準確，要有正式出處。他親自動手查資料後改寫為：『據正式統計一九六二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一九六零年有九個縣區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為正常年分的幾倍』。當然現在看來書中有些新的材料和見解已為眾所周知，一些史實可能又有新的發現。但在二十年前，能達到如此水平，可謂難能可貴！」。
    歷經十六年的修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出版，該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同一描述（餓死兩三千萬人）。但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人口減少多少？無論如何先後參與兩次修史的金沖及在二零零九年九月，所提供的三千八百六十萬人餓死的數字較接近事實。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六月九日吹風會上，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對三年困難時期因饑餓導致死亡的具體數字，在胡繩先生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當中，已經做了權威的回答和介紹。」
•  四川大饑荒餓死一千萬人
    據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提供的資料：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北京召開。廖伯康在赴會前，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胡耀邦反映四川情況。耀邦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將談話筆錄交給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胡克實寫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辦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
    楊尚昆決定找廖談話：「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民政部說是四百萬，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說是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說：「死了一千萬人，這還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楊尚昆問：「在和平建設時期為甚麼會死這麼多人？」廖說：從一九五九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但到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領導還搞瞎指揮。他（李井泉）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田」運動，這明明是假的，卻不准人懷疑。
    一九六零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佈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四千八百萬斤糧票化為烏有。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佔有糧食六百三十多斤，到了一九六一年，人均糧食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二十一斤，幹部只有十九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只有一兩到二兩米，城裡居民每月供應二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沒有。
•  貴州糧食廳廳長為餓死人作證
    據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王錄生的《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八期刊登）說，當年貴州省糧食廳廳長王民三的《貴州省糧政日記》記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救災電話會，彭真主持。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裡死了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顧全大局保北京……」。當然省裡要保省會，地區要保首府。王民三說，當年我在遵義專署計委工作，靠了這一條，雖然也患了浮腫病但總算撿了一條命。可憐的是農民。貴州省也是重災區。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曹樹基教授的一項研究很出名，以一千零五十種地方誌中關於人口的統計數字為基礎，認為二十一個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三千二百四十五點八萬人。
    王民三寫道：「我所在的遵義地區是重中之重。已經記入歷史的，被稱為『遵義事件』的死亡人數是筆者計算的。當我將遵義地區各縣的現有人口加起來，只有三百一十萬人時，大吃一驚，因為一九五七年末人數是三百七十九萬人。兩年人口不增反減七十萬！
    遵義事件後，撤銷了李蘇波的地委書記職務，槍斃了湄潭縣（遵義地區死人最多的縣）的一個縣長。第二年春耕時，我參加了遵義縣新下區一個生產隊的插秧。該隊九十多個人餓死了一半，只剩下兩個大男人（一個生產隊長，一個生產隊會計）（當地婦女不下田），可見農村餓死人的慘狀。」
    發生餓死四千萬人，這如此慘重的災難，將責任完全推到毛澤東一人身上，並不客觀。毛是主要的罪惡之源，但時任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和全體中央委員，特別是周恩來、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劉少奇、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安徽省委書記）以及國務院、民政部、公安部等也罪責難逃。
                              資料來源:開放雜誌 2012 元月號

•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註１〕。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坦白。
•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甚麼？我問了十個香港人，發現十個香港人都不知道。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ＨＭＳ Ｔａｍａｒ，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凶、美國正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首三千六百五十公噸的三桅運兵船，一八九七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一九四一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毀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沈。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沈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整，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註２〕。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信，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他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註３〕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教堂的大門。
    沈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甚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  強勢政府，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裹。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一萬四千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五千個人聚在一起泡茶；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裡建總部。四點二公頃的地面上，二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四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三十到四十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五十二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甚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甚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訊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梘訊、網路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三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甚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甚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甚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甚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註４〕為甚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甚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末來是甚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甚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五十二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甚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頁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  挖土機你為甚麼這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八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佈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
    天星碼頭旁將興建三組商廈建築群，包括二十八層高的商廈、十八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九層高但是長四百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四十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三百六十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咀、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五十二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甚麼這麼急？
•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甚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甚麼？「香港精神」又是甚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 Frank Gehry 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沈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且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甚麼要跟他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他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h甚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甚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  一個謙抑樸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撫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賬房、屠房，也就是一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賬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謹守「公僕」服務的本份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市民。這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ｉｃｏｎｉｃ　ｃｉｖｉｃ　ｃｏｒｅ）。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甚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其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四千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四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東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甚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二班大約五十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甚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瞭解自己必讀、外地人瞭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５〕。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這個「外人」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菁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
註:
〔１〕「巴士阿叔」指的是一位巴士中年乘客因小事怒罵一年輕人，被另一乘客以手機拍攝過程。短片上網後迅速流傳，總收看次數在不足一個月已超越七百萬次。片中激動詞語「我有壓力」、「未解決」等成為香港新興流行用語。事件引起傳媒廣泛關注，海外報章及通訊社亦紛紛報導並評論。評論者多以短片探討香港人的典型性格及生活壓力。「巴士阿叔」成為香港網絡文化發展史的註腳。
〔２〕forcesreunited.org.uk
〔３〕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日本商船里斯本丸載着一千八百一十六名香港的英國戰俘駛往日本，在舟山群島海面被美國魚雷擊沈。日軍鎖戰俘於船底。中國漁民搶救戰俘近四百人。近九百戰俘喪生。
〔４〕【星島網訊】香港《星島日報》報導，荒廢了十三年，居民爭取清拆多時的堅尼地城焚化爐及西區屠場，終於清拆有期。土木工程拓展署二十一日表示，最快明年初展開清拆．為期兩年。環評報告指，整個焚化爐及屠場遺留大量有毒污染物，包括致癌的二惡英、重金屬及石綿。但當局並不打算清理，只以石屎覆蓋了事。（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５〕《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二零零五，第八、十、十二頁。
〔本文摘自：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２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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